1.有关君主是根本的说法君亲民子说和牧民说，实际上已经表明君相对于民的至尊地位。

至于儒教说，可以说过分注重形式，而忽视实质。本来儒家是否要称为宗教并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能在今天激活。

不过，这些观点只代表目前国学界炒得比较热的声音，如认为它们代表国学研究的主流就大错特错了。） 进入 方朝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现代性 。跟现代化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民主的关系。三纲的倡导者都同时主张谏争，反对绝对服从，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从大局出发的、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而已。许多学者认为，儒家的基本倾向是民本主义，民本不等于民主，但从民本可导向民主。

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方向大有裨益。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，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，人情和面子是其中最重要的整合机制。历史亡不了，只要那些历史故事还在，历史就亡不了。

也只在墨家的义本于外学说里才可能成立。儒家亲疏有别的治道之所以成功，在于使人们相争。而儒家孝道支持的君臣父子秩序，必然要求非天子不议礼。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必须把内心封闭起来。

愿得吾君宠臣一人，为国人素所尊重者，使为监军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这也是孔孟对华夏民族最大的贡献，他们把可能犯的错误全部都实践了一遍又一遍。

如此才能使出身低下（在儒家理论中）的无产文人们通过儒学获得神圣性。然后藉由整理分析儒生记载的那些历史，完成对华夏传统的传承。使他们保持半神资格的东西正是儒家经典，是孔子。儒法家要维护法制，总要打击贪官污吏、地方豪强。

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强力的约束。但是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实现孔子的乌托邦理想，互相之间都能有亲情或者类似亲情的强烈互爱为纽带。所以我们现在反而看到先秦儒学在不断成长。当然，就墨者来说，我们同样尊重儒。

当今的人们应该在皆天臣的前提下去谈尊重。与任职7天既不审而杀少正卯一起，表现了孔子对付敌人时秋风式的肃杀和干净利落，杀人不眨眼。

其目的不可能不是培养绝对服从的人格。所以民之父母的本意是民就像父母一样。

对于儒家本于自心修浩然正气，则需要避之唯恐不及。这是因为各亲其亲也是人性，但这种人性恰恰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。唯有儒生记载的历史，虽然虚假也可以作为批驳、故事之材料。那么我们就需要仔细考量，到底孔子有那些精神可以被继承，有哪些精神可以被尊重。而且他们身上只带着少数典籍，可能主要是用织物书写的卷轴。墨者在尊重孔孟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，最需要谨记的还是不可本于自心。

在遭到古之道术学者们批评之后，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更加坚信：这个世界太污浊了，等待他们去拯救。形成现在流传的孙诒让乃至现代各种版本。

侏是小矮人，儒则是残疾人。孔子和有子分别都说，孝顺的人就不会违逆了。

应该还有《周易》，其他的全部烧毁。与儒家主张相反，华夏传统的治学既古之道术，却认为群体与群体之间应该遁道而趋、互不干涉。

他们认识不到自己身上也有卑劣的种子。其实在孔子50岁的时候已经知道凭自己的学问，无论喊多么动听、多么贴心君王的口号，都不会被任用。儒生和秦国那些比较原始的人们不懂这些，他们只是禽兽式地团结起来追求秦国人的利益而已。孔子行在《孝经》，志在《春秋》，违者非礼也。

儒家既然认为孝是仁（爱）之本、德之本。当君王有掌控一切的权力时，那些高调还怎么可能实现呢？只能依靠儒家的修身了。

世上哪里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呢？要求君王担当起百姓的父母角色，正是孔子等人爱天下百姓的方式。孔子的伦理不能被墨者所尊重。

除非再次发动烧诗书，否则儒生想说谎还真是困难。同时可以厚着脸声称，其他各家学问不如儒家，所以逐渐自行消亡了。

墨者只能信神，绝不可自以为浩然正气，「天为贵，天为知而已矣」。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南宫适，表示感谢和支持。然后又因为儒家主张王公大人和自己（官僚层）的超国民待遇。被虐待得最惨的人，有时会产生斯德哥尔摩情结。

注意是重新论证，而不是发展。儒家的华夷之辩，将他们视为异类的同时也缔造了汉民族。

要求人格平等和法律平等。甚至认为父亲教孩子、母亲养孩子，君王则又教导百姓、又养活百姓。

出土的甲骨中有需师一词，当时的师是军事单位。没大本事的人在家孝顺父母，有大本事的人去孝顺君王。